第119章 黎元章与白络
幕后之人既死，散布在京城各处的耳报虫也尽数撤去。朝廷终于没了后顾之忧，开始全力查办恩科舞弊案。
原榜废黜，主考、同考以及经手弥封、誊录的官吏尽数下狱。经数月审讯，朝廷最终查明，一甲三名果然早在殿试之前，便已被人暗中定下。
原定的状元倒并非全无才学，文章也确有几分可取之处。只是这并不能掩盖他的舞弊之罪。一甲名次早在殿试两个月前便已暗中定下。他既知座师在朝中替自己奔走钻营，却始终听之任之。纵未亲手送出金银，也绝非无辜之人。更何况，座师待他一向不薄，不仅处处提携，将他引荐给阁中重臣，还不惜冒险替他疏通关节，营求名次。谁知他得了好处之后，竟还与师娘私通，做下欺师乱伦、恩将仇报的丑事。
朝廷念他并非主谋，亦未亲自行贿，免其死罪。却仍革去功名，杖责后流放原籍，终身不得应试入仕。
至于他的座师，既为门生营求名次，又勾连朝臣，干预取士，自然难辞其咎。朝廷以徇私舞弊、败坏科场之罪，将其抄没家产，发配岭南。只是尚未等到定罪，他便因门生与妻子私通之事，羞愤交加，在狱中一病不起，不久便死了。那位夫人也因此身败名裂。据说她后来被族中除名，无处容身，只得削发为尼，从此青灯古佛，了却残生。
原定榜眼才学平平，文章本不足以跻身前列，只因得了一位阁中老臣青眼，才被考官层层抬举，一路送至御前。他虽不是主谋，却也是明知故犯，坐享其成。朝廷以夤缘请托、冒滥功名之罪，革去其功名，杖责八十，流放外州，终身不得应试入仕。那位替他运作的阁中老臣则被查出曾数次向主考递话，又授意门生预先投献文章，本应从重治罪。只是皇帝念其年老，又顾及他多年资望，最终准其告老还乡，削去一应恩荫，门生故旧也多受牵连。虽侥幸保住了性命，数十年清名却就此毁于一旦。
而原定的探花，则是三人中结局最惨的一个。
尸身被人发现时，他已死去多日，面目全非，几乎无法辨认。办案人员从他生前来往的书信中查出蛛丝马迹，顺藤摸瓜，最终找到了杀人灭口的真凶——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右侍郎，也是此次恩科殿试读卷大臣之一。
朝廷下令削去他的探花功名，掌院学士则以徇私舞弊、杀人灭口数罪并罚，判处斩立决、抄没家产，替他行凶的一干亲信，也分别依罪处置。
此案牵连甚广，礼部与贡院上下几乎被清洗一空。涉案考官或斩、或流、或革职。皇帝另择日期重开殿试，亲自阅卷，重新取定一甲三名，又颁下诏书，称此案已彻查到底，往后必严肃科场，以安天下士心。
这个结果总算是平息了些许民愤。
然而幕后写下青灯引与登科记的那个人，朝廷对外只称，此人豢养妖物，窥探官署，刺取机密，又将尚未经审定的案情编成书曲，擅自传扬，致使朝野震动，人心不安。书中所载虽多有实据，其刺探机密、扰乱朝纲之罪，却不能因此免除。官府追捕之际，此人自知难逃法网，遂畏罪自尽。
那只虫妖则被列为在逃要犯。她的悬赏告示一直挂在玄案司的门前，不少人想要抓她换赏金，然而她却像是凭空从人间消失了一般，再无人见过。
青灯引与登科记两本书，仍在禁毁之列，谁若再敢私藏传抄，便以散布妖书论处。
可禁令越严，民间传得便越盛。
青灯引早已被人抄出十几个版本。有的多添了许多香艳情节，有的将慈灵庵写成了妖窟，还有人借着作者的名头，胡编出一整部高门艳史。
登科记更是被拆成了小曲，在茶楼酒肆里暗中传唱。原本精心排定的唱词早已被改得面目全非，只剩几个最俚俗、最上口的句子，仍在街坊巷陌间流传。
对于作者究竟是谁，更是众说纷纭。
有人说他是落第多年的寒门士子，因屡试不中才故意报复朝廷。有人说他本就是礼部官员，因分赃不均，愤而将榜单泄露出来。还有人说，世上根本没有这个人，那些书与戏，都是一只会写文章的妖物所作。
最终，世人一致称他为：百耳书生。
颜谨替他收敛尸体之后，顺便帮他整理了一下他的遗作。
他的真实姓名叫做黎元章，平时常用的笔名叫做听风散人。
院中值钱的东西不多，书却堆得到处都是。正经经史只占两架，其余全是从各地搜来的杂书、戏本、残谱与民间歌谣。许多纸页已经发黄、发脆，上面记着船工号子、哭丧调、山野情歌、孩童骂人的顺口溜，甚至还有妓馆里不堪入耳的荤曲。
每一页都被人细细批过。
有时是赞：“粗，却有活气。这一句像从泥里长出来的，翰林院那群老学究，再读十辈子书，也写不出这样的字。”
更多时候是骂：“韵脚如裹脚布，又臭又长。此人若肯少认两个字，文章或许还能救。艳而不淫，呸！连淫都淫不明白，也配谈艳？”
颜谨最初还看得发笑，后来翻得多了，渐渐便笑不出来了。
那满纸恶言并非一个落魄文人的愤世嫉俗。黎元章是真心觉得世上绝大多数文章都写得烂，也是真心觉得自己比他们强。
黎家并非寒门，祖上经营过几代绸庄，算不得钟鸣鼎食，却也积下了一份足够他挥霍的家业。父母早亡后，铺子交给族中叔伯照看，每年送来的银钱不多不少，恰好够他不必谋生，也不必向任何人低头。
旁人得了这份清闲，多半会读书应试，求个官身。黎元章却嫌做官无趣。
他少年时也进过几次考场，并非屡试不第，而是考过两回便不肯再去。
第一次，他嫌策题迂腐，在卷中夹枪带棒地讥讽主考，结果自然落了榜。
第二次，他收敛脾气，规规矩矩写了一篇文章，果然中了。放榜那日，众人纷纷来向他道贺，他却独自站在榜下看了许久，回去便将那篇应试文章投入火中。
有人问他为何。
他说：“写的连我自己都不爱看，中与不中，又有什么分别？”
从那之后，他便再未踏入试场。
他不羡乌纱，不慕朱紫，只想写出一部天下人争相传看的文章。
却不是士林中互相吹捧的名篇，也不是摆在高阁中积灰的着述。他要的是贩夫走卒都能津津乐道，青楼女子都能唱出里面的曲子，官家小姐都会躲在被中偷偷翻看，连不识字的脚夫，也会在酒后笑骂上两句的文章。
有人说，这是自甘下流。
黎元章听罢大笑：“写给活人看的东西，如何算下流？难道非要写给牌位看，才算高雅？”
他早年写过不少话本，有才子夜宿荒寺，与女鬼欢好，次日方知那女鬼生前是被才子之父逼死的婢女。也有贞洁妇守寡二十年，受尽满城称颂，最后却在牌坊落成之夜，与替她题字的老儒私奔。
他的笔极艳。
女人的发、男人的手、灯下半掩的衣襟，经他写来，都像沾着一层温热的脂粉气，读者明知不该，仍忍不住一页一页往下翻。
他的笔也极损，才子才刚吟一句酸诗，他便让梁上的老鼠撒下一泡尿。老儒满口纲常，下一页便写他蹲在墙根底下，偷听寡妇洗澡。
至于狂，更是从不遮掩。有人讥他文字淫俗，难登大雅之堂。他便在新书序中写道：“文章若只供腐儒点头，名士题评，锁于高阁，蠹鱼食尽，纵字字珠玑，又与废纸何异？
吾所欲者，非一二公卿案头之清供，乃天下人口中之谈资。要教酒肆拍桌，勾栏按曲，绣阁藏本，村巷传抄。识字者读之忘寝，不识字者听之失笑。至于书中男女情态，帷帐私语，不过人皆有之，而诸君讳言之耳。
世人最可笑处。正在白日斥吾书为淫，入夜却掩门燃烛，唯恐少看一页，读至得意处，又圈又点，翌日仍整衣正冠，骂吾有伤风化。
吾书纵俗，俗得坦荡。诸公纵雅，雅得辛苦。若嫌污眼，合卷便是，何苦一面唾骂，一面看到鸡鸣？”
书坊老板看到，吓得将序撕了。
黎元章知道之后，又补写一篇，骂得比之前更狠。
只是那些作品虽然卖得不坏，却始终没有达到他想要的声势。有人看过、笑过、骂过，转眼便忘了。
他不缺读者，缺的是轰动。
黎元章对此并不灰心，只觉得自己尚未找到那个能让满城人都开口议论题材。
“笔是好笔，只欠一桩能传进千家万户的事。”这句话，被他写在一册旧稿的扉页上。
为了找到这样一桩事，他开始四处采风。他不爱文人雅集，也不爱名山古刹。哪里有船工、脚夫、说书人、走乡货郎，哪里便能见到他。
他曾在摇晃的河船上住了三个月，只为记全一套濒临失传、已经无人会唱的纤夫号子。也曾追着一支送葬队伍走出几十里，因为其中一个老婆子，在哭丧时骂亡夫的几句浑话，实在生动有趣。
他听到好句便拿酒换，听到坏句便当面改。
有个老船工被他改词改得恼了，抄起竹篙便要打他。他立在波涛汹涌的船头，不躲不闪，反而扯开嗓子，将改好的那支号子迎风高高唱起腔。
两岸百舸争流，无数打赤膊的船夫听见，竟纷纷随声唱和，一时间号子声响彻江面，硬是比原词多出几分穿云裂石的气魄。
黎元章迎着满河的啐骂与喝彩，笑得衣袍翻飞，“打便打！可唱还是会唱我黎元章改的词！”
他与虫妖，便是在那段时日相识的。
那一年，他为搜集一首桑间旧调，在城外荒村中住了半月。
村中老人都说，那首歌早已失传。有人只记得开头两句，有人记得末尾的调子，彼此唱起来还全不相同。
黎元章不肯罢休，他白日挨家询问，夜里便坐在桑林中，将白日听来的残词断句，誊抄、拼合。
某一晚，月上中天，树影深处忽然传来一个女子的歌声，唱的正是他寻了许久、怎么也拼不全的旧调。
黎元章落笔的指尖骤然一顿。
那声音起初清亮，像个尚未及笄、不知愁滋味的怀春少女。可唱到第三句时，那声音忽然沉了下去，裂变出一个嗓音沙哑、老态龙钟的老妪。再往后，又依次变作泼辣的船娘、懵懂的孩童、烂醉的汉子……